疫情里的外卖员和快递员：“路上跑的都是同行，隔着口罩也能认出来”

图片来自“亿欧网”疫情爆发后，重庆、北京这些往日的“堵城”交通均变坦途，市民闭门不出，商场、饭馆纷纷打烊。在这些略显冷清的城市里，是快递员、外卖员让空城的心脏仍在持续跳动。京东配送员乔天和对《深网》表示，“春节期间在北京，路上跑着的几乎都是同行，隔着口罩都能认出来是谁。”2月3日，在国务院

　　作者：徐竞然，张晴丹，来源：中国科学报

　　近日，源起非洲的蝗灾呈现扩大之势，所到之处苦不堪言。好在多位专家表示，得益于喜马拉雅山的高山阻隔和中非气候差异等因素，本轮蝗灾对我国形成严重威胁的可能性很小。

　　如何治蝗成为关注重点，一部讲述“牧鸡治蝗”的纪录片被翻找出来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借助天敌的天然压制，牧鸡治蝗是否对沙漠蝗有效？多年来，国内蝗虫防治研究的进展如何？此次沙漠蝗有可能入侵的西藏和云南，又是如何应对的？

　　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专家，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蝗虫已经起飞，牧鸡治蝗的防治效果就很勉强

　　《中国科学报》：牧鸡治蝗法有哪些优点，在实际应用中效果如何？

　　徐林波（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副研究员）：牧鸡治蝗对生态友好无公害，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农药残留。

　　鸡种的选择也没有太高要求，不同地区“就地选材”就可以。根据我们在内蒙古草原上开展的试验发现当地珍珠鸡、绿鸟鸡等有很好的治蝗效果。据测算，平均 1 只牧鸡 1 天捕蝗近 0.15 亩，一个治蝗季节可治蝗7～9 亩，一般 1000～1500 只的治蝗鸡群，1 天可防治草原蝗虫 150～200 亩，相当于 1 台 18 型背负式喷雾器 1 天的防治面积。

　　《中国科学报》：牧鸡治蝗法是否可以应对此次非洲蝗灾？

　　徐林波：这种治虫手段只能作为辅助，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要应用在蝗虫种群中密度及以下，因为鸡鸭每天有固定的取食量；要应用在蝗虫幼虫期，鸡鸭吃小蝗蝻没有问题，但如果吃成虫的话，成虫会停留在鸡鸭的消化道，无法消化；应用在典型草原或荒漠草原效果较好，如果是草甸类，草长得太高，不适宜鸡的活动，治蝗效果不理想，农区也一般不使用牧鸡治蝗；选用牧鸡治蝗法，还要考虑到鸡的防疫，鸡的培育和转场都需要很多人力。

　　如果蝗虫已经起飞了，这种防治效果就很勉强。从视频上来看，此次非洲蝗灾这种密度使用牧鸡牧鸭治虫法不太现实。

　　防患于未然，西藏、云南已提前做好相关应对准备

　　《中国科学报》：沙漠蝗有可能会改变迁徙方向，向我国云南南部迁入的风险或会增大，面对蝗灾，云南目前有何部署？

　　谌爱东（云南省农科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副所长）：作为此次沙漠蝗有可能迁飞入境的第一前沿阵地，云南省已经在监测、预警和防控积极作出全方位工作部署。

　　在应对蝗灾方面，科技支撑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境外发生、可能入境的农业重大害虫，境外第一手信息就十分关键，云南省农科院正在发挥国际合作平台的优势。早在 2010 年和 2014 年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植物保护工作组和中国-南亚植物保护工作组，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友好的跨境国际合作平台。

　　目前，我们已经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等国的专家取得直接联系，并得到许多沙漠蝗第一手境外信息，有助于我们提前预警，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中国科学报》：我国西藏自治区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边境接壤区域为沙漠蝗扩散区，是沙漠蝗有可能入侵的地区，目前是如何应对的？

　　王文峰（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研究员）：由于地理阻隔（喜马拉雅山脉），气候特点（高海拔、低积温）、生态植被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沙漠蝗对西藏自治区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已经提前做好相关应对准备。

　　关于蝗虫监控方面，西藏自治区在西藏飞蝗监控方面采用零报告制度，在西藏各地市、各县乡农技推广部门均按农业农村部和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统一安排部署，对此次沙漠蝗进行重点关注，做到早发现早防控。

　　目前，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的主要科研成果集中在对西藏飞蝗的灾变规律与生物防治上。虽然与现在爆发的沙漠蝗不是同一个种，但相关防控工作有相通性，如果一旦在西藏爆发，在及时掌握其在高原地区的生物学特性后，通过现有的防控体系和防控技术措施，将会得到有效防控。

　　蝗虫防治研究亟需突破，应加大蝗虫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中国科学报》：国内防治蝗虫多采用哪些手段？

　　石旺鹏（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分三种。

　　其一是生态调控，诸如改变蝗虫滋生地作物的结构，调整滋生地的水位，提高滋生地的生物多样性，改造滋生地是一个庞大的长期性的工作。

　　其二是化学防治，主要应用在灾害发生时，依靠化学农药做应急性防治。

　　其三是生物防治，用生物活体及其代谢产物进行防治，生物防治是安全性较高的，如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禽治虫等等，一般应用在中等发生程度，在还没有造成较大危害的情况下控制蝗虫的种群进一步扩大，将其稳定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

　　徐林波：在治理蝗虫上，早些年主要应用化学农药防治，近年来已过渡到以生物防治为主，化学农药、生态调控为辅。

　　生物防治包括利用植物资源开发的植物源农药防治，因为来源于自然，植物源农药能在自然界降解，一般不会污染环境及农产品，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毒性的可能性不大，对害虫天敌伤害小，具有低毒、低残留的特点。

　　《中国科学报》：在现有蝗虫防治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呢？有哪些困难？

　　石旺鹏：首先是摸清蝗虫和某些植物的关系。蝗虫喜欢哪些植物，不喜欢哪些植物？哪些植物对蝗虫的生长发育或是防治有好处？为什么有好处？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后就可以寻找到一些新的调控技术。

　　还要挖掘蝗虫和某些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因为目前通过微生物治虫的效果比较慢，大家都希望效果快一点，持久性强一点。

　　此外，还需研究蝗虫的免疫机制。我们希望找到蝗虫有针对性的靶标，然后跳过、抑制或破坏蝗虫的免疫系统，提高杀虫效果。而这些工作大多没有产业化。

　　研究蝗虫对其化学和物理信息的感受机制也十分重要。蝗虫的聚集和求偶等行为主要受化学信息和声音信息等调控，研究蝗虫接受同种个体释放的聚集信息素及声音信号等的接受机制，为抑制蝗虫的群集和求偶行为并控制蝗群找到新的靶标。 

　　石旺鹏：现在，国内蝗虫防治的研究存在一些困难，一是经费问题，二是人才问题。

　　国内研究蝗虫防治技术的人并不多，队伍比较小。虽然目前政府对蝗虫防治支持的力度较稳定，但对蝗虫基础性的研究支持力度不大，而蝗虫基础性研究正是蝗虫防治新技术创新的根基，如果要在基础性研究之上开发出一条蝗虫防治方法和技术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

　　例如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利用蝗虫微孢子虫防治蝗虫的技术，就用了 30 年，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总之，研究出一个新的技术或手段并不简单，未来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