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健楷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

　　最近，半导体项目“武汉弘芯”居然烂尾了，业内震惊，一片哗然。这可不是小项目，三年前成立之初，它可是“全村的希望”：

　　它财大气粗：规划总投资额高达 1200 多亿，政府先期投入 150 多亿元；它精兵强将：技术牵头人是来自台积电的蒋尚义，被中国台湾半导体圈尊称为“蒋爸”，曾率队赢得了 IBM 之间的铜制程对决，是张忠谋的左膀右臂；它武器精良：进场设备是传说中“国内唯一能生产 7 纳米的核心设备 ASML 高端光刻机”。

　　但，它还是烂尾了。工厂建设都没完成，更别提技术推进。只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政府投资回收困难、银行贷款坏账必然、农民工久久领不到工资。而当时攒局、承诺为项目找投资，曾经卖过酒、搞过药的斜杠商人，依然还在济南周边晃荡。

　　然而，弘芯工程的荒唐结局，并不是孤例。

　　2015 年，南京德科码半导体项目成立，号称投资 30 亿美金，在南京、淮安、宁波三市落地，但今年 7 月份，公司宣布破产；大股东就是动动嘴皮子，几乎没出什么钱。

　　2017 年，成都格芯启动，投资规模号称 100 亿美元。结果只是买了一些新加坡厂 2010 年的设备，最终多方谈判未果，项目遗憾宣布裁员、停运。

　　2010 年，长沙创芯项目启动，没几年就烂尾了。2016 年有投资方接管，但今年年初再度烂尾，土地房屋资产在淘宝上被法拍。

　　这失败的一幕幕，不禁令人想起一位编剧的话，“怀念煤老板的日子”，至少他们真的出钱，而且不瞎指挥。

　　但，造芯浪潮并不都是充满失败。尽管仍有不足、需要提升，但长江存储的固态硬盘、合肥长鑫的内存条都被消费者称赞不断，而广州粤芯的 12 英寸晶圆也在产能爬坡中。

　　一成一败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显然，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土地，地方造芯工程已经不缺“天时、地利”，而不同的正是“人和”。要实现人和，却又必须“同时”具备“三大支柱”。

　　造芯工程的第一大支柱，便是“企业家”式的地方政府。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张五常提出的“县域竞争”来谈。

　　张五常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每一个县政府，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企业。地方长官的快速晋升，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效与质量。在强烈的政绩指标驱动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会相互竞争，殷勤而热心地招徕企业，同时，地方长官对于经济事务越发专业娴熟。

　　“县域竞争”理论高度解释了造芯所需要的产业环境。

　　从国家意志、省部意愿到中层执行，只有“上下同欲”，造芯工程的土壤才能被培育出来。而造芯又是一个极其综合的工程，从最基础的纯净水供应，土地环评与规划，在地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到市场环境的发酵等等各环节，都非常受制于所在地官员的素质，需要通力合作。

　　比如广州粤芯，深处改革开放的高地，宏观方面的营商环境自不待言。而合肥长鑫所在的合肥市，在营商环境上并不输于长三角、珠三角的高效与专业。

　　在珠三角的电子展会上，合肥市招商官员的身影随处可见。而合肥市也经历了家电、面板、芯片三波高科技制造业的锻造后，成为举国公认的“风投”式地方政府，并形成了“地方经济→产业集群→二级市场”的“合肥模式”。

　　其实，合肥的玩法并不算新鲜，地方政府的成功秘诀也早已遍知，但为什么很难再出一个合肥？

　　原因是在三波产业升级中，合肥市历练了一批极为专业的经济、技术官员，他们各有职司，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理解、掌握与寻找的经验，在官僚系统中沉淀下来，形成了地方政府的肌肉记忆。

　　不仅如此，合肥市实际上遵循了由产业下游往上游的跃迁规律，每一步都需要十年作为一个周期才能稳固。无论是京东方的屏幕产能，晶合的面板驱动芯片，还是长鑫的存储芯片，虽然看上去是合肥市府主动出击，但其实都依赖于上游足够的海量需求，而这些需求均为市场自发，并不是政府硬拗能拗得出来的。

　　武汉造芯也有技术官僚的引导，比如唐良智，毕业于华中科大半导体专业，对技术、行业也非常熟悉。但同在武汉，为何既有成功的长江存储，却又有烂尾的武汉弘芯？同在南京，为何有台积电厂的投产、又有德科的破产？

　　因为地方政府的高素质，只是造芯工程落地的第一条要求。要完成成功，还需要落实剩余两大支柱，“作战部队”和“作战战略”。

　　在战争中，既需要顶级“王牌”人物，成为部队的核心灵魂；又需要成建制的“老兵”组成军团。否则，便是光杆司令一个，难以发挥其威力。这点对于芯片产业更是如此。

　　芯片生产中，既有高精尖的技术环节、需要“王牌”人物实现突破；又有复杂的工艺环节，需要数万人同时紧密分工协作。而在落后追赶时期，更需要如此。比如当年台积电大战三星时，如果没有“十万青年十万肝”的三班倒，仅靠几个蒋尚义等王牌人物，也无济于事。

　　而对于中国芯片而言，20 年前，需要的是“王牌精兵”，像张汝京、张忠谋这样的领军人物。但如今，最需要的莫过于能打的“老兵”，无“老兵”，不成军。唯有大量技术过硬、品质可靠的中层干部，以实现对年轻一代的传帮带，才能扎实提高整体战斗力。

　　而目前推进至量产节点的三大造芯工程，无一不是“王牌+老兵”的组合，久经国内市场战阵的洗礼。

　　长江存储的高启全被誉为台湾 DRAM 之父；而 CEO 杨士宁，则是中芯国际的创业元老，曾为张汝京麾下宿将。2011 年，中芯国际接管武汉新芯，国内芯片制造业的黄埔军校，就此在武汉开了分校，一批中芯的老兵在武汉生根发芽。

　　杨士宁的下属程卫华，便是这批中芯来汉的典型“老兵”。程卫华从浙大毕业后即加入华晶，参与了 908 工程，留学新加坡后于中芯创业期加盟，深为张汝京看重。当杨士宁来武汉后，程卫华也跟随而来，作为长江存储联席首席技术官、负责技术研发团队工作。

　　合肥长鑫则经历了两任 CEO 接力。前任王宁国先后就任于华虹、中芯，回国效力已十多年。现任朱一明是典型的“清华帮”创业，从外资瞧不上眼的利基市场一路拼杀出来，带领一支市场经验极为丰富的团队成就了兆易创新。

　　长存与长鑫都有着结构长期稳定、奋战在一线的“老兵”。十年的艰难创业，足以形成牢固的战友情谊，并筛选出一批最具战斗力的将才。而粤芯的团队组建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总裁陈卫曾为华虹副总裁，团队多元化、也有多位“老兵”。

　　在三大造芯项目的官网和官微上，都能看到规模盛大的校园招聘与新人破冰活动。在今年 7 月 1 日培训营上，长鑫的领导鼓励新人们：选择长鑫，是选择了伟大的集成电路事业。

　　在当前环境下、在科技趋势下，半导体确实是伟大的事业。也更需要“王牌”与“老兵”的双剑合璧，培养出能力过硬、可堪大用的人才梯队，以继承、传承芯片伟业。

　　在所有的造芯工程中，广受诟病的几乎都是技术；而与之相伴的，则是或畸形或残缺的市场。比如成都格芯与福建晋华，两大项目都是工厂已经落定，却因为技术问题而抱憾。

　　根据集微网的报道，成都市政府不乐意于外资方格罗方德以旧设备作价入股，所以谈判失败、成都格芯告停。而福建晋华的合作伙伴台联电，因为追赶台积电的愿望过于迫切，也早就被产业认为其屡屡游走在技术诉讼的边缘。

　　自己没有技术，企图依赖他人的拿来主义，是不可取的。

　　而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大多数高科技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国家，“自主创新”极为艰难。因此，大多情况下，许多领域都遵循着一条“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技术路线。而关键点则在于“如何获得技术”。

　　而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的技术突破，都是独辟蹊径，却又完全合规，实现了与国际大厂在舞台上一竞高低。

　　比如合肥长鑫，就通过购买早已破产数十年的奇梦达资产，完美地避开了专利陷阱；这个专利包足足有一千多万份有关 DRAM 的技术文件及 2.8TB 数据。当在 2019 年宣布技术来源时，市场既震惊又质疑。震惊的是，合肥长鑫居然钻进了丢弃数十年的“矿山”，质疑的是，这里是否还能挖出矿来。

　　然而，几个月后，合肥长鑫 19nm 的存储芯片量产，彻底打破了质疑。

　　而长江存储为了避免一直在背后追赶吃土的困境，采用了两招：一方面通过自主开发了 Xtacking 架构，缩小了技术差距；另一方面跨出了两大步：制造上，跳过 32 层，直接量产 64 层；设计上，跳过 96 层，直接设计 128 层。如今，长江存储的 64 层产品已经量产。

　　长江存储前执行董事长高启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进入紫光后即主张，一定要花时间把技术稳健扎根、布局缜密专利，然后才有计划地逐步扩产，千万不能急。而长江存储的研发设计团队也分布广泛，在硅谷有一个、上海有一个，有国外的人才力量，也有中科院同仁。

　　长存、长鑫造芯工程的技术突破战略，就像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子午谷奇谋”：

　　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这一策略有多么意想不到，而在于我方的后勤、中军与前线部队是否准备充足。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管是奇梦达的德国工程师，还是日韩的退休老者，都应该是我方的战斗人员。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的造芯工程才可在技术上用奇致胜。

　　粤芯走的则是市场成熟的技术路线。早在项目签约之时，粤芯绑定了高云半导体、联芸科技、晟矽微等十几个芯片设计公司，并对这些公司的未来营收做出测算。可以说，粤芯项目的设立是从一开始就算好账，做好排列组合的。

　　而与技术用奇配合的，是在市场路线上用正，与合作伙伴共存共荣。

　　芯片从起点的制造研发、到最后应用于整机，是一条漫长的链路。长存与长鑫团结了行业上下游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存储控制器厂、模组厂、代工厂、消费电子品牌商等等。共同发力，做强国产芯片技术、做大国产芯片市场。

　　2015 年以来的造芯热潮，其实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引进了数十条芯片产线，因为对软件、工程等两眼一抹黑，这些产线几乎全部失败。无锡的 742 厂，即后来的华晶，是这轮造芯热中唯一的成功者，也由此先后承担了国家的“531”、“908”工程。

　　第二次出现于世纪之交。但所有的官方 IDM 项目，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被迫转型。华晶几经波折引进技术，不堪贷款利息之重，转型代工。北京声势浩大的首钢 NEC 项目，则因为日本存储巨头在国际市场上需求锐减，最终失败。上海华虹也同样受到波及，艰难转型。

　　过程虽然痛苦，但经历了两轮造芯热潮的洗礼，还是沉淀了不少成果。比如“风投之王”合肥市政府，比如在中芯、兆易等公司几经摔打的国际化团队、再比如敢于介入、真正在做芯片的跨领域民营资本。

　　不可否认，在各地造芯热潮中，确实有一些沉渣间歇性地泛起，甚至让人生怕 2003 年的“汉芯”事件重演。确实，历史的进步从来是螺旋上升的，有多少夺人眼球的成功，就有多少令人心酸的落寞。

　　中国的造芯之路，道阻且长。而需要齐聚的“地方政府、作战队伍、作战战略”等三大人和支柱，却也并非易事。在成功、失败之间，在地方造芯热的分水岭，妄图再复制一个合肥是不可取的，但其中的经验却值得反复品味：

　　在每一波周期中，不盲目跟风大炼钢铁，而是顺势而为；发挥政府的主动、却又厘清政府的边界；重视王牌领军人物、却更在意人才环境建设；撬动市场的杠杆、却有尊重市场规律。唯有此，无论芯片、还是其他，才不会那么容易成为刹那花火的泡沫。